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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怀礼

  郑怀礼,字笑萍,乳名祥娃,曾用名志平、雪迹、世耕、李修成,襄汾县汾城镇城内人,生于1920年农历2月初5,卒于1988年4月20日,享年68岁。
  怀礼出身中农家庭,幼年丧父,家境不太宽裕。7岁上小学后时有间断,1934年考入汾城第一高级小学,勤奋学习,学业夺优。其间,经历了1936年春天的红军东征,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,于同年12月加入了牺牲救国同盟会。翌年1月组建了抗敌救亡先锋队,并担任了区队长。6月,省牺盟总会派共产党员王醒宇担任汾城县牺盟特派员,郑怀礼同志积极协助工作,使汾城县的牺盟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,会员发展到近万人。
  1938年春,汾城沦陷,县抗日游击支队上山打游击。怀礼同志率王云、柴树仁等抗日先锋队出城,主动收集情报,积极配合游击队打击日寇。3月20日,当他在洪济桥收集情报时,听说敌人在城内召开了群众大会,即随同群众入城,在明伦堂听了宣抚班长的讲话,当日急奔西山后野头向支队长胡西安汇报,受到胡的赞扬。胡西安让他组建情报组,并命令他担任组长。情报组建立后,以尉村为驻地,分头奔波于汾城附近及陈郭、柴寺、赵康、史威之间,每日早出晚归,把情报当天送给支队部,一天往返百余里,从无一人叫苦。
  1938年5月,怀礼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接着,参加了乡吉特委举办的训练班,学习期满后被任命为汾城县委组宣委员,后来又兼任了政卫二支队敌工股长、二一三旅敌工科长。1938年12月,县委书记廉怀德赴晋西南区党委学习,怀礼代理县委书记,主持县委工作两月有余。其间,经历了晋西事变,他领导未撤离的党员全部转入地下,进行隐蔽斗争。
  抗日战争初期,汾城县的抗日活动搞得很好,因此,盘道成了乡吉地区抗日的根据地。新军政卫二支队和二一三旅的领导机关先后都住在这里。由于怀礼同志领导的敌工组织能及时、准确地传送情报,所以使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,保护了群众,保护了党,也使部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。
  晋西事迹后,汾城处于日、阎双重统治的-之下,地下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,尤其是怀礼同志,当时就是“红头”党员。本应随军撤退,只因代理县书而未撤走。1941年农历5月初9,敌人终于向怀礼同志下了毒手,他在东彭村遭敌逮捕。当时,敌人先抓住房东周保太,进行拷打,问其要人要枪。怀礼同志闻声,自动从躲藏的棚上下来,大义凛然地说:“住手!我就是郑怀礼,有什么事是我的,与他无干。”敌人放了周保太,而将大牙手铐戴在了怀礼同志的手上,日猷曾田精一、翻译官孙本当场拷打怀礼,逼要党的文件和0,郑未交出,遂被带进城内,关入监狱。就在敌人押他入城时,留在他家搜查的伪军却搜出了手枪。这便成了怀礼同志的罪证。在狱中,敌人为逼其交出党的活动,对怀礼同志进行了多次严刑拷打,致使他两次昏死过去,怀礼同志紧咬牙关,忍受着酷刑,始终没有承认党的关系,没有出卖一个同志,保护了党的组织。经组织营救,怀礼同志于农历6月15日出狱。县委书记廉怀德与其谈话后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,让其仍参加县委,分管敌工工作,与廉保持单线联系。同时批准他在必要时可以参加敌人的反动组织。从此,他以福田商店员工的身份作掩护,收集情报,跨入了国民党、参加了青红帮,变成了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。
  当时,敌工工作的任务有三条:即营救、掩护同志;提供活动经费;及时汇报敌情。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。先后被营救的有李润生、宋澜、毛爱凤、牛振海、郑兴祚、赵秀夫、廉怀德等同志。通过张南轩为组织提供了活动的必要经费和奇缺物资;及时反映了日阎合流的内幕,使县委书记廉怀德能够在太岳日报发表《敌区见闻》的谈话,有力地揭露了敌人阴谋。
  1943年9月13日,组织下达了撤退令,郑怀礼同志未能及时撤离。自此,停止他参加县委。后经批准,让其继续留下搞敌工工作,与贾士元保持单线联系。1944年6月13日,阎策动团长杨永贵对怀礼同志下了“见面打死勿论”的通缉令。幸亏我敌工人员牛振海报信,才使其迅速躲入盐店防空洞内,幸免于难。6月16日,党组织为营救怀礼同志,命打入敌内的李梦熊、贾士元同志将其装入麻袋,放在运粮专车上转移。出发前,怀礼同志将其弟的手枪交给贾士元,说:“为保障党的安全,路上发生意外时,请先把我打死。”怀礼同志到达太岳区后,向区党委检查了不服从调动的错误,并请求组织给予处分。同时把几年来积蓄的4两黄金、100块银元全部交给了党,经过区党委的全面审查,认为他当时虽未服从调动,但后经批准留下工作,期间完成任务尚好,故未给任何处分,遂让他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学习,后分配到中央搞地下工作。
  1947年6月,郑怀礼同志调回吕梁区后,帮助汾城县公安局澄清了敌伪底子,检举了坏人,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之后,被分配到河津、洪洞、晋南地委、临汾地区文联等地工作,历任地委宣传部文教科副科长、文化局副局长、文联副主席、主席之职。
  郑怀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、战斗的一生,也是历尽坎坷的一生。地下斗争时期,为了搞到敌人的情报,曾奉命参加过反动组织青红帮,跨入过国民党,打入过日伪特务机关福田商店。他被敌人逮捕过、拷打过、通缉过,然而这些又构成了他个人的所谓复杂关系。解放后,在左的路线影响下,曾因此而被开除过党籍,停止过预备党员资格,受过历次运动的审查,郑怀礼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,他一生坚信马列,热爱党,他说:“党是我的再生父母,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郑怀礼。”他两次出党而不忧心,他积极工作又三次入党,这对没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是不可思议的,他“走遍人生荆棘路,炼就无瑕足赤人”。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,于1983年4月1日,临汾地区纪律委员会对他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公正的结论:“撤销原给予郑怀礼同志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后补委员资格的决定,从第一次入党之日起,连续计算党龄”。此时,郑怀礼同志已是63岁的老人,完全可以离职休息,但他老骥伏枥、壮心不已,他精神焕发,超期服役,继续为党工作着,在主持地区文联全面工作的同时,还亲自为襄汾县蒲剧团培养了“娃娃班”,改编了历史剧目《假金牌》和《青锋剑》,经导演排练演出后,搏得观众的喝彩。
  1984年郑怀礼同志离休返里,仍在为革命发挥着余热。他是汾城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,也是襄汾党史工作的积极支持者,为了党史工作,他对采访者热情接待,有问必答,不厌其烦,而且常常翻阅资料,提供线索,撰写稿件,同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一起召开座谈会。他先后写了《我对汾城党史的回忆》、《回忆战争年月汾城敌工工作》和《汾城县城隍庙“炸弹案”见闻记》等重要文章。
  郑怀礼同志一生艰苦朴素,刚直不阿,平易近人,礼贤下士。他近乎自嘲地总结自己说:“我这个人用四句话就能概括,叫做‘穿衣不讲究,花钱不数数,说话没分寸,爱吃红烧肉’。”实际上这正是对他个人的画像。看,他经常穿着老伴亲手做的圆口布鞋,大裆裤子,对襟布袄,他是厅局级干部,出门理应坐小车,但不管是去襄汾还是赴临汾,他从不要车,总是拄着拐杖,挎着背包,与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。1986年春,党史研究室在汾城南关召集过去干过革命、如今还在为民的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,郑怀礼同志不仅自始至终陪伴到底,会后还能把这些老同志请到他家叙旧,热情款待,老同志无不为之感动。他不媚上不欺下,对错误的东西疾恶如仇、敢于批评;他热情好客,不管是上级、同级还是下级,凡是到他家的,都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,毫不吝啬——这就是他“自嘲”的真正含意。
  1988年4月20日,病魔夺去了郑怀礼同志的生命,然而,他那忠于党、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风趣乐观、豁达开朗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民的脑海里。他那敢说、敢当、敢做、敢为、光明磊落、正直忠厚的品格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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