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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城南书院

长沙城南书院
  南宋年间,儒学名臣张栻随父张浚迁居潭州(今长沙),常到长沙城南的妙高峰下游玩览胜,此处景色宜人,与岳麓山隔岸相望,遂有创立书院之心。此后开凿亭沼,修建精舍,经过几年时间的筹备,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创城南书院于妙高峰下。张浚书“城南书院”额。

  乾道元年(1165),张栻开始在这里授徒传业。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、相互问答、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,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,间或议论时政,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,使之成为“昔贤过化之地,兰芷升庭,杞梓入室,则又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也”。

  书院旧址宽阔,屋宇引所、基地园土26处。书院有监院、讲堂、书房等六斋。另设纳湖、月榭、卷云亭、所雨舫、采菱舟、养蒙轩、丽泽堂、禁蛙池等10处景点。乾道三年(1167),朱熹自闽来访,与张栻会讲于岳麓、城南二院,这次会讲,盛况空前,长沙古城,万人空巷。在剑拔弩张的辩难中,湖湘学派与闽学两派得以互相取长补短,交融互通。思想冲撞产生的穿透力,拨开了萦绕在彼此观念上的重重迷雾。之后,湖湘学术的繁荣和理学的发展,也从这座庭院出发,开出了一条光彩夺目的航道。

  会讲之余,朱熹与张栻各有唱和诗10首。纳湖位处后山妙高峰,月榭在纳湖旁,张栻《月榭》诗有“危栏明倒影,面面涌金波”句。听雨舫、采菱舟在纳湖中间,丽泽堂亦在纳湖旁,朱熹《丽泽堂》诗有“堂前湖水深”句。禁蛙池在今艺术楼所在地,相传张栻夜读时,蛙鸣心烦,投砚入池,蛙声便止,故称之为“禁蛙池”。劳崇光在《城南书院赋》中有这样的描绘:“物态凝眸而盎盎,千古灵区;弦歌入听仅雍雍,一方雅化。”朱张会讲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佳话,也因此有了妙高峰下、湘江东岸那个月迷津渡的古渡口——朱张渡。

  张栻逝世(1180)后100来年,随着南宋的崩溃,曾经盛极一时的城南书院在元代成了僧寺。到了明朝,又经历了几度兴废。正德二年(1507),参议吴世忠、学道陈凤梧协谋进行了修复。后并入吉王府。嘉靖四十二年(1563),推官翟台“作堂三楹”,再次进行了修复。万历六年(1578)复废。

  城南书院在明朝虽经两次修缮,但规模缩小了。至清康熙年间,屡次修复,但艰于集资,未能实施。雍正十一年(1733),与“岳麓”共享帑金1000两,同称省城书院,然只在长沙府招生。乾隆十年(1745)巡抚杨锡绂以岳麓书院隔江,“每校课为风涛所阻”,就南门内天心阁下旧署改建,仍名“城南”,辟御书楼、礼殿、讲堂及正谊、主敬、进德、存诚、居业、明道6斋,共84间,藏书数于卷,移“岳麓”生童肄业其中。乾隆二十一年(1756),巡抚陈宏谋复移生员于“岳麓”,留童生及新生于“城南”。道光二年(1822),为“远尘俗之嚣,聆清幽之胜,踵先贤之迹,兴尚友之思”,巡抚左辅等迁返妙高峰旧址,宋时“十景”“举其六”,建山长居、监院署、文星楼等,修南轩祠以祀张栻,辟六斋等共120间,“堂构整齐,斋房栉比,规模视昔十倍”。又增购图书至10555卷,改为“通省肄业之地”,内外学正、附课生额扩为138名,与“岳麓”相等。道光皇帝又御赐“丽泽风长”额,以为表彰。左辅亲撰记以明其“仰希古哲”之意,诫诸生“履先贤之居,求先贤之学”,成为“经明行修,立体备用”之士,后巡抚嵩莲航制订了学院章程。寂然500多年的城南书院又成了湖南的最大书院之一。《城南书院志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城南之肇自有宋,与岳麓先相等,其隔江对峙,各藉先贤之声以俱永,亦遥遥相望。”这时离张栻逝去已642年。然而,此时的城南书院再度以“文人日盛”,山长如贺熙龄、余正焕、胡达源、何绍基、郭嵩焘、王先谦等走进悬挂着“丽泽风长”的御匾的大门,讲学人多汉宋并重,尤重经济之学,造就人才甚众,最著者有曾国藩、李元度、黄兴等。

  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巡抚赵尔巽改城南书院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,次年改称中路师范学堂。1912年,改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,杨昌济、徐特立、毛泽东、蔡和森、何叔衡、郭亮、李维汉、萧三等先后在此学习、工作或从事革命活动。1949年后,毛泽东题“第一师范”校名,1968年依1912年原貌复建。今继续办学,并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如今的妙高峰下,城南书院旧址已被著名的湖南第一师范的别致校舍所替代,那些典雅的欧式建筑,本能地将它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出来。它内部的陈设,如果不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观察,而仅仅从革命的角度去看它,可以说无可挑剔。毛泽东当年读书的桌子、睡过的床铺、用过的阅览室、搞过活动的大礼堂,甚至进行冷水浴的水井,在陈列布局的细节上处理得恰到好处。明媚的阳光,尽现革命的灵性与辉煌。在这样神圣庄严的地方,想要从革命文物的背后,寻找更遥远一点的历史文物,哪怕是残砖碎瓦、只字片言,都需要有足够的考古知识和历史知识作支撑。无论如何,这座曾经名动京城,雍正赐帑,道光赐匾,张栻、何绍基、王先谦等文化巨匠讲学的古代文化殿堂,已从精神上被崭新时代勾销了。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历史是一个不断覆盖的过程,革命文物与历史文物如何相得益彰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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