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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森

  毛森(1908—1992),原名毛鸿猷,浙江江山人,国民党中将。
  家世背景1908年,毛森出生于江山县界牌乡和仁村,父毛锡湖生有3子,毛森为第三子。
  早年经历因家境贫寒,毛鸿猷本务农,后家道渐兴,15岁时才读小学,成绩甚好。他小学尚未毕业,便借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,考入衢州第八师范。
  1930年从师范毕业后,毛森当了一年小学教员,便不安于这“猢狲王”的职业。
  1931年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。恰在此时,戴笠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,部属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凤、毛万里兄弟。毛人凤听说31届新生中,有个学生叫“毛善森”,也是江山人。真毛善森是毛人凤的本家兄弟,毛人凤感到奇怪,为何“毛善森”不来找自己,就亲自去看他。一看之下,原来这个“毛善森”是个冒牌货。毛森说明了原由,毛人凤倒也不去追究,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,还有意将他引为亲信。后来毛森从警校毕业,被送进特训班,随后加入复兴社(军统前身),从此追随戴笠,成为军统一员。在填表时,他去掉中间的“善”字,改为毛森,从此一生延用。
  毛森入闽初显身手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务,就显示出他不同于众的“才华”。
  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后,蔡廷锴、蒋光鼐率第19路军开赴福建。不久,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蔡廷锴、蒋光鼐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,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。蒋介石在急调10万大军围剿的同时,又担心原驻闽部队异动。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。他以军事杂志记者身份来到浦城,浦城驻军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。经一番笼络之后,毛森与张殿基结成好友。与浦城相邻的建瓯、龙溪、邵武三地驻军,都与张殿基有关,当地驻军也就始终未卷入“闽变”。后“闽变”失败,戴笠由此器重毛森,任命他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。毛森长袖善舞,各方颇多好评。有关毛森的“美誉”不断传到福建省主席陈仪耳中。陈仪是浙江绍兴人,视毛森为大同乡,从此也对其青睐有加。
  抗战期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,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电,命他速去江山招兵买马,组建一支特工部队-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,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。
  城府很深的毛森专程向陈仪辞行,一贯重义气的陈仪慷慨地赠给他一批军用物资。毛森初建别动大队时,就靠这批军用物资起家。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,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。对这个恩人,毛森并未偏袒,他和汤恩伯一样,大义灭亲,揭发检举陈仪叛变。毛森探知陈仪有向中共靠拢并准备策反汤恩伯部的机密后,立即向上峰告密,并监视陈仪的举动。随即,陈仪被汤恩伯检举,1950年被国民政府处决于台北。
  抗战期间的毛森作为一名特工,毛森可说是相当出色的。抗战期间,他两次被日军逮捕,竟能顺利出逃,足可为例。
  1938年9月,毛森奉派潜伏在杭州,任情报站站长。毛森要求戴笠派一个机智、干练的女性作他的助手,并提出具体人选-胡德珍。她是浙江特训班的学员,毛森发现她既稳重又聪明。当时他已和发妻离婚,有意重组家庭,胡正是合适的对象。
  胡德珍之兄胡朴人是个新闻记者,在他帮助下,毛森开设火腿行、米店,俨然是一副商人模样。接着,他便向胡德珍求婚,也如愿以偿。按军统家法,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。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。戴笠又破例同意,还批特支费500元作为贺礼。
  正当毛森新婚燕尔之时,1939年1月18日,日本宪兵将毛森寓所(大井巷2号)团团围住。毛森措手不及,被捕入狱。幸而胡德珍未受牵连。狱中的毛森挺住种种酷刑,坚不招供,说自己只是个商人。胡德珍在外面策划营救。10余家商店联名要求保释“毛老板”;毛的部属沈风与驻杭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四夫人有关系,通过她打通了关节;这时重庆方面也派人来进行营救。三管齐下,日寇查无实据,只好放人。
  1942年,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罗网。当时,他奉戴笠之命,悄悄进入上海,成立上海行动总队,进行破坏活动。一时间,日伪仓库被炸、铁路瘫痪、汉奸遭狙杀……这时,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在行动中失手,陈纪廉被捕,供出两个交通的名字,这两个人也随即被捕,其中内交通周觐光受不住日军酷刑,供出毛森。毛森第二次被捕。
  毛森被捕后,一时群龙无首,行动总队停止了破坏活动。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察觉到毛森作用举足轻重,下令加强对毛森的看守。敌人将他囚禁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,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。宪佐中有中国人,毛森遂用黄金加以收买,居然有人愿为毛森所用。
  于是,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,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“除奸令”。
  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(化名余玠)为利所诱,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“76号”。戴笠大为愤怒,下令毛森除掉此人。“除奸令”到时,毛森已经入狱。胡德珍将命令秘密传递到狱中。毛森想出一个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。胡德珍收买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,让他暗杀余。此计果然成功。
  余一死,汪伪特务机关“76号”的首领李士群察觉是毛森主谋,便向日本人告状。日寇加强了对毛森的看守,准备必要时把他处死。
  1944年元旦,乘日本人不在场,毛森在中国宪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(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买),在外面的接应下,他迅速离开上海到了浙西淳安。
  戴笠此时也在淳安。按军统惯例,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。戴笠打破惯例,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,由上校晋升少将。
  软禁中的毛森1941年初,毛森奉命来到上海,组建上海行动总队,并任总队长。1942年夏,因叛徒出卖被捕。
  不知何故,日伪当局误以为毛森地位很高,于是居为奇货,不但未给他苦头吃,反而“待为上宾”。毛森说:“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,认为把我软禁优待,重庆投鼠忌器,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(即是把我当做人质)。如果杀了我,重庆不过再派人来,治安还是不能维持。”毛森的太太胡德珍,亦是军统特工,遂将此种情况电告重庆,戴笠得知后指示说:“只要能保生命,任何要求都可接受。”于是,毛森乘机对日本人表示:“愿尽所力,协助维持治安。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,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,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;由我全权运用,你们不要插手。”对此,日伪“欣然接受”。毛森说:“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,多被敌伪破坏,除我之外,沪市几无枪、炸之声;自我被捕后,上海即太平无事。”看到这种情况,日本人误以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“正面作用”,更觉得自己的“怀柔”政策无比有用。此后,每当抓到“疑似”重庆的“地工”人员,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,以助“甄别”。上海抗团的案件,就是其中一例。
  侦破“荣案”名利双收1945年8月抗战胜利,毛森重返上海,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,大发接收财。
  一件名利双收的事,等待着毛森。
  1946年4月258日晨,民族资本家、“棉纱、面粉大王”荣德生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。
  消息见报后,中外纷传,舆论大哗。蒋介石也大为震怒,汤恩伯推荐当时在无锡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任职的毛森负责破案。
  毛森赶到上海,部署破案事宜。其时,荣德生已被家人以50万元美金赎出,但毛森并不就此罢手,下决心要捉拿主犯。
  一天,原上海行动总队的旧部黄福林来报,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,口袋中常有美金。黄福林还说,浙江嵊县人刘瑞标有绑架案前科,他本在临安(杭州附近)做木匠,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碰头,还在四马路(今福州路)一带嫖伎。
  在黄福林探得刘瑞标在临安的确切地址后,毛森亲自带领几名得力人员来到杭州。他们以有一批木工活为由,把刘瑞标从临安诓骗到杭州。重刑之下,刘瑞标如实招供了一切。毛森再经精心策划,捕获了匪首骆文庆、王绍寅、袁仲书、吴小开、吴志刚,连同先前捕获的刘瑞标、王晋唐,一共7人。
  为此,蒋介石奖励毛森5万元美金,汤恩伯因推荐毛森有功,奖福特汽车一辆。荣德生也亲到毛宅道谢,馈谢金表一只、金笔一对,毛森名利双收。
  解放前夕疯狂杀人见过毛森的人,第一印象是:中等个子,五官端正,谈吐不俗,待人谦虚,颇似儒雅文人。然而透过外表,毛森的另一面却是个凶狠的个性。两者形成巨大反差。
  戴笠的私人秘书王绍谦曾多次接触毛森,说起过这样一件事。毛森自己烟酒不沾,也不许别人在他办公室里吸烟。一次,某个部下违反了他的禁令,他命卫兵搜查这人口袋,还有6根烟未抽完。他命令这人将烟用开水泡了,吞下肚去。“你喜欢吃烟,就这样吃下去!”毛森的特点由此可见。有人背后改称他为“毛骨森森”。
  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前夕,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长,大开杀戒,突击处决地下党。
  1949年2月7日,“民革”成员策划京(南京)沪两地暴-动,因事机不密,孟士衡、吴士文、萧俭魁、马骏名等9人被捕,4月4日押送上海,落入毛森之手。5月9日,孟、吴、萧3人被处决于宋教仁公园(即闸北公园)。
  三天后(5月12日),解放军在上海外围发起总攻,炮声隆隆,在市区清晰可闻。毛森加快了处决的进程。他下令从死囚牢提出13人,其中有第三战区少将参谋长陈尔晋和他的妻子张曼霞(中共地下党员),当时张已怀6个月的胎儿,毛森将他们一起处决。被毛森处决的还有上海市委地下电台台长张困斋(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之弟);解放军京沪特派员贾云超、参谋黄培中、联络员陈玉山,以及民主人士陈惕庐、张达生、朱大同等。牢里的500多人,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处死。有的被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,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(如黄炎培之子)。上海占领时,死牢里的500多人,幸存者只剩下28人。
  逃出台湾1949年5月24日晚,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,毛森在吴淞口登上最后一艘军舰退往厦门。蒋介石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。
  不久厦门又告陷落。毛森全家撤到台湾。1949年7月,蒋介石听从蒋经国意见,在高雄主持秘密会议,对特工系统进行大调整,建立“政治行动委员会”,取消原来的军统与中统。唐纵为召集人,周至柔任主委,委员有蒋经国、郑介民、毛人凤、张镇、叶秀峰、毛森、陶一珊、彭孟缉等。原军统人员占了“委员会”中的三席。毛人凤当日还沾沾自喜,毛森却不以为然。果然仅过半年,“委员会”即为“-资料室”取代,蒋经国任主任,轻松夺取了特工系统领导权。
  蒋经国的第二步棋,就是要毛人凤交出潜藏在大陆的军统人员名单。毛人凤又气又急,不久就患肺癌而死。蒋经国再逼毛森,要他交出东南沿海地区“游击队”的关系,所谓“游击队”纯属子虚乌有之事,毛森无法向小蒋交代,向老蒋求情又无效,只好逃出台湾。他与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,台湾方面发出了通缉令。1958年,毛森只得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岛隐蔽下来,一住10年,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国。
  1985年6月,毛森曾致函大陆江山人周邦恭,谈到此事。他说,毛人凤“受蒋经国打击,我从旁支持他,所以蒋对我也结下梁子”(即结仇之意);又说:“退台之后,因不满蒋经国所为,即离开出国。”这是毛森自己说的“-”。
  晚年的毛森颇有故园之思,1992年5月,他与妻子胡德珍、长子毛建光从旧金山飞抵上海,走访亲友并回到浙江江山,遂了思乡之愿。回美后,他于同年10月在旧金山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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