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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刚

  沔城素有四十八庙、四十八井、四十八桥、四十八牌坊之称,可惜岁月无情,渐成传说。尤其是桥,没几座了。叫得出名字的,我只知道双莲桥、司马桥和司金桥,外加一座杨刚桥。杨刚桥诞生于十几年前,显然不在四十八桥之列。据说建这么一座桥,是为了纪念一个叫杨刚的人。用人名做桥名,在沔城还是独一份,陈友谅也没这种待遇。
  所以杨刚此人值得研究。
  不要被这个颇有阳刚之气的名字迷惑了,杨刚其实是个女人。听街坊邻居说,她小时候有个绰号,叫“八哥公主”。“八哥”就是那种会说话的鸟。说白了她就是一小可爱,跟奥运开幕式上的林妙可有得一比。
  杨刚的父亲是沔城最有钱势的举人老爷杨会康,代理过湖北省主席,莲花池都是他的私产。作为大家闺秀,出门得坐轿,可杨刚坐不住,喜欢探头探脑,在轿子里瞎晃悠,轿夫们活怕了她。更怕她的是两位私塾先生,只知道包本背书,从不讲解,喜欢用戒尺打人,杨刚偷偷往茶盅里下巴豆,整得他们走马灯似地上茅房。这还不算,动不动就爬树掏鸟窝。有回被大人抓住,要家法伺候,她头一歪嘴一噘,委屈地说:“你们怎么不问问人家为什么要爬树呢?”大人吃了一惊,以为她有天大的冤情,连忙追问。小可爱理直气壮地说:“因为树上有鸟!”大人笑岔了气,都说她投错了胎,要是个男孩就好了。
  不是男孩又有什么关系呢?杨刚的成就超过了杨家所有的男孩,包括她最崇拜的四哥杨潮。不光在杨家,在咱们老沔阳,她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。杨刚当过-办公室的主任秘书,总理批文件,多半是这么几个字:“请杨刚同志修改定稿!”足见其器重程度。往后推,她还当过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、《人民日报》副总、第一届政协委员、第一届人大代表以及0八大代表。
  杨刚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有余,是时候盖棺定论了。作为我国杰出的文学家、新闻家、翻译家、评论家和革命活动家,杨刚身后的评价惊人地一致。说她是“能作出大贡献的人”,称她为“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”,杨显东则尊她为“革命的启蒙老师”。连毛泽东也赞不绝口,两度将她定性为“党内少有的女干部”。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初次见面的时候,一次是在她死后不久。
  关于杨刚的死,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,一直以来都讳莫如深。邓拓代表人民日报社通报死讯时,说她的死跟丢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有关。-给《杨刚文集》作序时,说她“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”。胡绳、袁水拍在《追忆杨刚》中说:“她因外事活动遭遇车祸,造成脑震荡后不幸病逝。”她最好的朋友萧乾在《文学家辞典》中一笔带过,只交代了她的忌日。甚至她唯一的女儿郑光迪写回忆录时,也没有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。
  那么,杨刚究竟是怎么死的呢?准确的说法是自杀!而真正的死因竟然是信仰!这些年没人谈信仰了,但在某一个时期,信仰这东西不可一日或缺。为了各自的信仰,父子可以成仇,夫妻可以反目,兄弟可以出卖,人们都为信仰而活着。
  杨刚的信仰和爱情是同时降临的。她有个娃娃亲,是沙湖李绂藻大人的孙子,在不谙世事的时候,她并不觉得将来的婚姻有什么不妥。然而十九岁那年,杨刚忽然提出退婚,让曾经受惠于人的父亲左右为难。原来她有了信仰,给她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战士张成荣。两年后,张成荣被当局杀害,但信仰却留给了杨刚。
  杨刚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,在她心里,信仰是值得用生命来捍卫的。在担任北平学-指挥时,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-,被阎锡山拘捕入狱,面对酷刑,她坚贞不屈。即使是遍体鳞伤地躺在牢狱,她也挣扎着对看守她的士兵进行革命宣传,在了解了士兵悲惨的家世以后,她哭了。她对旧时代是痛恨的,但对人民却无比同情。抗战时期,她跟丈夫决裂,把女儿托付给朋友,为抗日救亡积极奔走。正如她自己所言:“有男人,而不能做男人的女人;有孩子,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。”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,而不是投机分子。革命需要她到哪里,她就到哪里;革命需要她做什么,她就做什么。
  杨刚的革命生涯一言难尽。她是中共早期的党员,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。在包括冰心、丁玲在内的同时代女性作家当中,杨刚的政治地位最高,尽管著作等身,但她首先是一位革命家,然后才是作家。杨刚性如烈火,她的诗霸气十足,不适合坐着读,哪怕先是坐着的,读着读着你会自然而然地站起来。她的小说总是洋溢着革命热情,催人向上。正所谓文如其人,生活中的杨刚也是一样。有一年,她跟上级发生口角,盛怒之下,宣布-。尽管多年后她又重新入党,但这个举动是多么的幼稚啊!即使不在党的时候,她仍然活在信仰中,把四哥杨潮、“二哥”杨显东引上了革命道路。她对杨显东说:“为了党的需要,随时准备牺牲,即使到了悬崖绝壁,要跳,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”一九四九年,她成功地说服王芸生,顺利实现了《大公报》的起义。十月一日,她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,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通讯《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》。她说:“一个独立、民主、和平、统一、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——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,或者是唱高调,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。”
  说到底,杨刚骨子里毕竟是知识分子,自始至终保持着独立人格。她舍弃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,都是为了争取全体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。可是,正当她以满腔的革命热忱醉心于工作时,反右斗争给了她当头一棒。杨刚疑惑了:“弟兄们,我们一起做过梦,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。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?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?”眼看一个个正直、善良,曾和她一道献身信仰的朋友接连打成“右派”,而她还要违心地主持批斗会,她无法原谅自己。皎皎者易污,峣峣者易缺。当理想破灭时,多数人会选择活下去,而杨刚不会。她突然发现,除了以自杀的方式为信仰殉葬,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
 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,杨刚吞服过量的-,不告而别。她的穿戴十分整洁,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,一条折缝笔挺的黑呢裤子,一双白色袜子和黑色布底鞋,这是平时没有过的。她还化了淡妆,唇上涂着口红,这也是平时没有过的。在朋友们眼中,她是著名的“浩烈之徒”,总是不修边幅,一边抽烟,一边慷慨直言或者朗声大笑。
  没有开追悼会,那段时间人人自危,无暇顾及。有人处心积虑,想把她追认为“右派”,被-制止了。杨刚英年早逝,实在令人痛惜,但以她刚烈的个性,迟早会寻求解脱,即使逃过了反右,也绝对逃不过文革。
  杨刚(1906—1957),女,沔城人,原名杨季征、杨缤。1928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1年发起和组织北方“左联”,任宣传部长。1933年协助-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《活的中国》。1935年出版译著《傲慢与偏见》。1939年任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主编,并兼岭南大学教授,利用副刊宣传抗日民主,反对投降倒退。次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。后到桂林,继续主编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,并从事国统区-工作。1942年秋,自桂林转闽、浙、赣战区采访。她的通讯报告集《东南行》向读者展示了东南半壁在日伪统治下的血泪画面。1944年以《大公报》特派记者身份留学美国。1948年离美回国,将20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《女儿》手稿交美国朋友保管。1949年10月1日以《大公报》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,定居北京。1950年任外交部国际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,10月初改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。1953年兼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。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5年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,负责国际宣传。1956年当选0“八大”代表。1957年10月7日去世。
  杨刚是人民忠诚的优秀女儿。她作为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、新闻家,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小说《公孙鞅》(1939年,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),中篇小说《桓秀外传》(1941年,同上),散文集《沸腾的梦》(1939年,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),抒情长诗《我站在地球中央》(1940年,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),通讯、报告文学集《东南行》(1943年,桂林文苑出版社)、《美国札记》(1951年,世界知识出版社),《杨刚文集》(1984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),以及1987年在上海《小说界》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《挑战》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、散文、通讯、国际社评。诗作收入《黎明的呼唤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)、《她们的抒情诗》(阎纯德主编,1984年,福建人民出版社)、《繁星春水红纱巾》(阎纯德主编,“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”之一,1995年,中国文联出版公司),小说收入《新女性的地平线》(同上)。 她的诗和散文写的很有气势,散文《沸腾的梦》表现了中国人民炽烈的爱国心。长诗《我站在地球中央》以富有联想的构思及形象的比拟,热情的歌唱祖国,鞭鞑侵略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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