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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献珍

  杨献珍(1896年-1992年),男,汉族,湖北十堰人。1896年7月生于郧阳(今郧县),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、理论家、教育家,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。原名杨奎廷,曾用名杨仲仁,曾就读于湖北省第八高等中学(现郧阳中学)。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,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毕业,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。1992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。
  原名杨奎廷,曾用名杨仲仁,曾就读于湖北省立第八高中(现十堰市郧阳中学)。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习,1920年毕业。1926年入党后任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。大革命失败后被捕,经社会各界人士营救于1929年7月被无罪释放。1929年9月起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上海沪滨书店任。1930年9月赴河南开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。1931年春到华北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和营救被捕的顺直省委负责同志。
  1931年7月在北平被捕。经党组织营救于1936年9月出狱。
  1936年10月至1940年初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。曾参加实际上由党掌握的军政训练班、民众干部训练团的工作,任军政训练班第六队指导员。曾任晋南决死队第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,该校改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后任校长。
  1939年春起任山西第五专署党团成员、秘书主任。1940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。1942年2月根据北方局决定专任党校工作。
  1944年12月起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。1945年12月起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。1948年夏调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。1948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。
  1953年3月至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。1955年4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。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、党委书记。1955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科学奖金委员会委员。1959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。
  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、党委副书记。1965年9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副所长。
  “文革”中因“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”受破孩,被开除党籍(后恢复),长期关押,后下放陕西。
  197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。1979年7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。1980年8月起按中央国家机关正部长级待遇。1980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为其平反。
  1992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。
  杨献珍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、委员(八届五中全会递补),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(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),第一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二、三、五届全国政协常委。曾当选为中国政法学会理事。长期致力于党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。
  个人作品
  著有《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》、《什么是唯物主义?》、《论党性》、《我的哲学“罪案”》等。
  狱中斗争
  上世纪30年代,殷鉴、杨献珍、薄一波、安子文等一批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关押在草岚子监狱,他们成立狱中党支部和红色党校,决心“扛着红旗出狱”。1933年何应钦统治北平后,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审查,但面对坚定的革命者,他们败下阵来,审查不成,敌人转而变着法地从生活上折磨共产党人了。
  1934年的冬天,北平奇冷酷寒,监狱里的恶劣条件让狱中的病号一天天多起来,重病号虽被送进了病号房,却无人照料护理。被捕前系河北省委巡视员的杨献珍同志心急如焚,他主动请缨,自愿照顾病友。监狱当局正愁无人照料这些病号,杨献珍不费任何周折,很快就调到了病号房。每天不等天明,他就起床打扫室内卫生,刷马桶,提水打饭。许多同志患的病传染性很强,杨献珍在没有任何消毒和防护设施的情况下,依然精心照料,大部分同志生活不能自理,杨献珍就全部包揽,协助病友解手,生炉子,烧水热饭,很多同志逐渐脱离了险情。杨献珍同志出狱后,才知道自己在监狱时已被传染上了肺结核。只不过由于他身体壮实,没有强烈发作而已。
  周仲英同志,在草岚子监狱关押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,身体日渐消瘦。一天,周仲英昏死过去。大家和狱医都认为周仲英已经死去,看守把周仲英抬进了停尸间。杨献珍不甘心,趁放风的时候向敌人疏通,和徐子荣等一起到停尸间最后确认。他发现周仲英的胸口还有些微温,还可以感受到心脏的微微跳动。杨献珍欣喜若狂,急忙找来看守和狱医又把周仲英抬回到病号房,经过抢救,周仲英又活了过来。
  每天把病号安顿好之后,杨献珍就开始自己的翻译工作,给同志们源源不断地送来精神食粮。他翻译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反杜林论》等一大批马列著作,通过学习这些著作,大家增强了共产主义信念,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。监狱里环境恶劣,在大家传阅完毕后,杨献珍只好忍痛割爱,将书稿泡到水里化成纸浆后倒掉。 .
  草岚子监狱里关押着的同志们的情况牵动着党组织的心。党中央已做出了决定,给草岚子监狱里的同志指示,让他们用假自首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。
  对于“假自首”营救狱中同志集体出狱的模式,薄一波开始时一听就不干,他认为这样以后就讲不清楚,清白也不清白了,他宁愿把牢底坐穿,也不想这样出去。最后经中央批准把“假自首”记档,他才勉强同意。
  经过三三两两前后的8次出狱,53名同志全部获释。
  61人的出狱,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。1943年,薄一波还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被营救出狱的经过,毛泽东说:“这件事我知道,中央完全负责。”同时,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。
  但是,这事到了“文革”,被康生等人利用,大做文章,并借此整倒一大批当年曾在草岚子监狱里的同志,最后一举拿下刘少奇。直到1978年12月16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〈关于“六十一人案”的调查报告〉的通知》,正式为“六十一人案”平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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