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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昶

  王昶(?—— 259年),字文舒,三国之际魏国人,世居太原郡晋阳,出自望族名门“太原王氏”之家,其父王泽为东汉末代郡太守。在门阀观念盛行的汉晋之际,王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,年纪尚轻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太原名士。
  王昶初入仕途,即被操控汉室大权的魏王曹操次子曹丕看中,结为至交。未几,曹丕被立为魏太子,王昶则先后为太子文学、中庶子等职,服务于曹丕鞍前马后。四年之后,曹丕称帝,作为曹丕幕僚的王昶,擢升散骑侍郎,侍从其左右,并兼洛阳典农中郎将之职,成为名正言顺之朝官。由于皇帝的信任,更加自己的躬身勤奋,在洛阳典农任上,王昶督导百姓垦荒拓田,广增耕地面积;修河治水,提增耕田亩产,为曹魏政权丰富了军粮来源。由于政绩突出,遂升任兖州刺史,坐镇一方。逮至曹睿继帝位,王昶被加封扬烈将军,赐爵关内侯。
  饱受儒学影响的王昶,临高位而重节修,为人为官为事,谦谨礼让,且持家教子极严。他告诫子侄后辈:“其用财先九族,其施舍务周急,其出入存故老,其议论贵无贬,其尽事尚忠节,其取人务实道,其处事诫骄淫,其贫贱慎无戚,其进退合时宜,其行事加九思”。他的这篇有谓“十其”的《戒子文》,不仅被时人称道,并被载入史册,传颂后世。在他的教诲和鞭策下,他的两个儿子,尤其是长子王浑,终于成长为魏国的名臣良将,晋国的砥柱中流,立功于国家,立名于青史,成为“太原王氏”中佼佼者。
  在为国方面,王昶素有大志,悉心国是,常探强国之道。他虽非中央官吏,任职京外,但洞察国情,明晓大势,认为曹魏政权“法制苛碎”,承袭了秦汉之弊端,隐患之本在于“国典”,更新治国之策,势在必行。遂针对时弊,他著述《治论》20余篇,并以一统华夏为要务,用兵之道在必行,再著《兵书》10多篇,一并送呈朝廷,为明帝治国献方略。在王昶《治论》、《兵书》之影响下,青龙四年(236年)明帝下诏求贤。时为朝廷太尉的重臣司马懿,早对王昶品学看好,更喜其淡然自守之处事原则,遂一力举荐。王昶先有上呈之《治论》、《兵书》,后有三公司马之力荐,遂以得选,一时天下皆知。数年之后,曹睿驾崩,曹芳继位,吴蜀两国,乘魏主更易,欲动兵戈。王昶临难受命先为徐州刺史,又迁征南将军“假节都督荆、豫诸军事”。三国之际,徐、荆、豫三州均为魏吴衔界,军事冲突,时有发生,军事地理位置较为重要,由王昶一介文职官员主政三州军事,其在当时之魏国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指挥才能,足见一斑。至此,王昶走上其军旅生涯。在任上,他移久驻宛县之大将军行辕于新野,处敌前沿,加强了军事调度与指挥力度;在任上,他组织军士建立军屯,“广农垦殖,仓谷盈积”,以备战时粮草;在任上,他与所率之部,苦练舟楫,克服北兵不悉水战之短,积极备战,意在一朝征吴。
  在驻前沿、广积粮、精练兵之际,他还悉心于东吴国内动向。嘉平二年(250年),王昶得知“孙权流放良臣,嫡庶纷身”,即刻奏章朝廷,建议趁吴国朝政不稳之隙,“可乘机攻取长汉之北秭归、房陵”等地。朝廷准奏后,立刻亲率所部,分兵三路,南下伐吴,连败吴将施绩,“收米三十万斛,虏安北将军谭正,纳降数千之众,方合县移其降民,置夷陵县”,又“斩其将钟离茂、徐,收其甲首、珍宝、旗鼓、器仗,振旅而还。”王昶一战告捷,遂晋升征南大将军,仪同三司,进封京陵侯。正元二年(255年),魏将毋丘俭、文钦,兵叛反魏,王昶积极平叛,再升骠骑将军,两个随军立功的儿子,亦被封为亭侯、关内侯。甘露二年(257年),魏将扬州刺史兵叛,东吴施绩北上策应。王昶“据夹石以逼江陵,持施绩、全熙不得东”,很快剿灭叛军,又立战功,荣升司空,与司徒、司马并称“三公”、“三司”,可谓“人臣极品”,达到他人生之峰巅。
  在军事上王昶文人就武,从戎军旅,屡立战功。在政治上,他也毫不逊色。嘉平初年(249年),王昶曾当朝坦言,献上五条治国良策:第一是整顿太学,加强人才培养;第二是以考试选拔官员,废弃举荐用人;第三是加强对官员的考核,“有治绩,则增位赐爵”;第四是加强廉政之风,官员不得与民争利;第五是提倡节俭,开社会新风。即使在当今,此五条亦不失为治国良策。尤其是第二条考试选拔官员,可称中国科举之滥觞。
  甘露四年(259年),王昶卒于任上,遗有《魏司空王昶集》五卷,惜散佚无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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